- 文/蔡秀敏 Sai Siew Min
- 译/苏颖欣 Show Ying Xin
蔡秀敏，新加坡历史学者，目前定居台北。她在文章中讨论在新加坡脉络下区分“华人优势”和“白人特权”的主要特点，包括政治威权主义的角色、语言不平等的格局和使“华人”成为“华人”的明显种族机制。与之相关的，是我们对本区域马来世界历史、华人移民史和殖民史的不完整理解。原文來自英文文章 “Why there is Chinese privilege in Singapore, but it’s not analogous to White privilege“.
尽管学者、评论者和政治人物承认新加坡存在种族主义和种族优势，但有些人认为Chinese Privilege（华人特权或华人优势[1]）的概念过于简化或不适用于新加坡，只因为它来自不同的语境。美国女性研究学者佩吉·麦金托什（Peggy McIntosh）最初发表于1988年的论文根据美国现行的特权/优势系统来定义何为“白人特权”：那是一个“无形无重的行囊”，是“（白人）每天得以兑现的不劳而获资产，并且（他们）‘意在’维持这种毫不自觉的状态。”本文作者指出新加坡现行的优势系统与之不同的主要层面，认为华人优势虽然存在，却必须有不同的理解：
- 新加坡政治威权主义让异性恋霸权下的华人男性及其观点享有不成比例的利益，这也延伸到许多领域。此现象甚至被认为是“亚洲特性” ，让许多新加坡人感到无所适从，因此这种力量的性质不同于无意识的白人特权。
- 我们也必须考虑自1970年代教育改革以来的语言不平等问题。有些人认为由此产生了霸权英语和边缘华语，进而削弱了“华人优势”概念的合理性。本文作者指出这种片面批评并未考虑到影响“非华”少数语言的边缘性和不平等，还有华英双语主义地位高于其他双语主义的问题，以及“母语”的特殊官僚定义导致新加坡华人受制于无法达标的“华人性”标准。这些因素意味着华人优势包含了一种不可取的扭曲心理成分，麦金托什也将之视为白人特权的一部分。这种扭曲心理以屈辱感的形式出现，因此使人难以看见他人遭受的不公待遇。
- 第三，据麦金托什的说法，“白人特权”将“不劳而获的资产”赋予被视为“非有色人种”的人们。1970年代以来，新加坡CMIO种族分类模式政策下的华人明显被“种族化”，并且不断面对当局对“华人性”内容的教育、改革、规范和监管。就此而言，华人优势的概念应该和“华人性”（包括其刻板印象）的概念一起理解，后者则植根于本区域华人开拓-殖民-定居-移民的片面华人中心论述。为了更好地分析种族主义和实践反种族主义，我们需要更加了解马来世界和华人移民的悠久历史，而不只是二元化地理解“华人”殖民主义和“西方”殖民主义。
在我阅读各种关于“白人特权”的评论当中（我必须承认自己读不多），最有帮助的是嘉可·莎恩（Jacqui Shine）刊登于《洛杉矶书评》的文章。她评论菲比·玛兹·博薇（Phoebe Maltz Bovy）的《特权的危险》（The Perils of Privilege）一书。基本上，博薇对美国的“privilege”概念提出异议，和几位新加坡评论者和学者的论点不谋而合。《海峡时报》记者袁昕（Yuen Sin）呼应博薇的批评，认为人们经常过于不严谨地使用privilege一词来扣帽子。无论批评是对或错，这种扣帽子的做法也随之启动了恶性循环的自我沉溺，充斥着自命正直的控诉剧本，且通常伴随着对方的忏悔认错或是愤慨否认，却无法促成对不平等制度和种族主义的有效讨论。同样的，社会学家吴佩松（Daniel Goh）和Terence Chong 担心使用“Chinese Privilege”一词已成为“一些善意新加坡人自认正直和巩固自我感觉良好的工具，为了避免贯彻真正的反种族主义而做出的福柯式忏悔的愉悦行为。”[2]
我认为嘉可·莎恩的论点切入了这场“华人特权”辩论的核心。莎恩认为，特权/优势的概念是有缺陷的，然而社交媒体上普遍将之简化使用，就连反种族主义人士也一样，其实这种情况在醒觉运动中并不显得特殊。从来没有一个有影响力的概念或想法未被如此“滥用”过。儒家思想顷刻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莎恩作为历史学家，建议我们细读麦金托什1988年的原作，而不是广泛流传的删节版。这篇关于白男人特权的论文，是她作为以白人为主的美国女性研究作者和实践者的观点。文中麦金托什也和批评者一样担心特权/优势概念被简化使用的“危险”。除此之外，莎恩有效地向读者介绍了这个概念在英语世界的漫长知识系谱。她论及privilege这个词汇和殖民主义的交叠关系，这点我有所领会，因为“华人特权”标签的通用就掩盖了深层的历史面向，也就是特权/优势概念如何与我们在新加坡思考语言、种族-族群和跨族群关系息息相关。
我认为，有关华人优势的学术讨论，其关键不在于此概念是否有助于揭示新加坡实际存在种族优势的状况，而是攸关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国家的种族优势，这恰恰反映我们许多知识上的不足。新加坡政治领导人承认新加坡存在种族主义[3]。虽然吴佩松和Terence Chong认为特权/优势概念没有成效，他们也同意新加坡存在系统性种族主义。鉴于种族主义存在的现实，我们有必要随着麦金托什提问，即便只是相对而言：这里的种族主义只对特定群体不利吗？是否过于赋权一个支配群体？就此，我们只能借鉴经验实例来进行严谨的知识工作。目前已经累积无数关于新加坡种族优势的书写、观察和经验证言，提供社会科学家充分的资料来深入研究这个现象，因此不该将特权/优势概念视为肤浅、扰人或只是照搬他方的概念。对我而言，针对特权/优势的批判知识工作显然才刚开始，所以不该过早放弃朝此方向努力。老实说，一开始我确实对“华人特权”的讨论感到沮丧和困惑，但从各方了解到特权/优势概念的讨论后，我认为这个紧迫的问题已经浮出水面。尤其是对新加坡华人而言，我们一直缺乏深刻反省自身华人性在新加坡的历史，而这个华人性并不应该直觉式地依附于一个更大的、（恕我直言）同样简化的“华语”、“华人文化”或“离散华人”的概念，因为这些概念背后预设的纯正性只能存在于他处。这种空虚的华人性喂养了许多新加坡华人，并且助长我们对种族优势的独特理解。这些问题都需要迎头解决。
华人优势、白人特权
无论如何，先谈谈麦金托什的1988年论文。[4] 所有提倡采用华人优势概念的文章都依赖她对白人特权的定义。她写到，白人特权就像是“无形无重的行囊”，是白人“每天得以兑现的不劳而获资产，并且他们‘意在’维持这种毫不自觉的状态。”[5] 正是这个对特权/优势的定义直接套用在华人优势上。无论是否涉及学术讨论，新加坡人都坚信这个定义，并且以此为据争论华人优势是否存在，以及新加坡华人到底享有什么“不劳而获的资产”。不过，麦金托什明确指出，这个定义并不完整。她论文中最有价值的一点完全没有在华人优势的讨论上出现，那就是“特权/优势系统”的概念。论文的第二部分她就指出特权/优势定义的可能缺陷，即是将构成白人特权的无形无重利益当作是令人向往的东西。相反地，一些利益是通过无知、傲慢和压迫来构成主导和支配地位，这不该是“令人向往”的事。麦金托什强调从整体上思考“特权/优势系统”，采用 “更精细的特权/优势分类”，以及它们带来的不均衡和破坏性影响，包括对“扭曲的白人心理”的作用。她写道：
……“特权/优势”这词目前似乎有误导性，导致我们过于正面看待“特权/优势系统”产生的条件和行为。我们通常认为特权/优势是一种有利的状态，无论是挣来的或是靠运气或出生身份得到的。我们不时提醒学校毕业生他们享有优势，敦促他们善加利用（令人钦羡的）资产。“特权/优势”一词意味着某人拥有一些所有人都想要的东西。不过，我在此讨论的特权/优势状况则是过于赋权某些群体的系统。这种优势赋予支配权力，允许人们因为自身种族或性别身份彰显控制。这种优势允许某些人不顾及他人感受（至少这是最好的情况），严重的话甚至造成凶残行径，这些都不应该被视为令人向往的特性。或许许多人渴望获得这样的“特权/优势”，但它对整个社会完全没任何好处。[6]
读了麦金托什1988年的论文，在我看来优势概念适用于新加坡，但前提是先放弃华人优势和白人特权雷同的假设，尽管两者之间有许多互通声气之处。例如，以男性和种族身份为基础的优势，促成了白男人和华人男子的支配地位，两组人都以异性恋霸权的假设运作。这个相似点让优势概念成为令人信服的框架，以用来检视支撑种族主义结构下各种相互关联的不平等现象。同时，这也有助于打破习以为常的隐形学科和观念边界，创造跨界知识生产。
优势概念不仅与我们相关，在日趋严重的阶级和收入不平等的当下更显必要。我们应该批评反思新加坡的“优势系统”及其固有偏见。为了全面了解在新加坡的优势，我们有必要从基本原则开始提问，例如新加坡优势系统的特性为何？我们观察到和记录到的“优势分类”及其影响有哪些？新加坡优势系统如何根据华人/非华人、男/女和菁英/非菁英等范畴，来吸收、确认、奖励和惩戒个人？哪些历史进程、事件和偶然巩固了优势在新加坡的发展？优势系统的主流世界观是什么？构建、维持和强化它的是哪些意识形态和叙事？这份清单尚未详尽，但我的重点是：把华人优势和白人特权相连起来没有意义，华人优势只有在新加坡优势系统中讨论才有意义。
白人特权和华人优势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新加坡的政治威权主义，其交织于教育和社会阶层的程度一直以来把权力强势集中于国家。有意无意地，新加坡的政治威权主义让异性恋霸权下的华人男性及其观点享有不成比例的利益。这些观点的支配力量不仅限于政治领域，也延伸到其他重要的生活领域，包括公共服务体系、商界和学术界。也有人为新加坡威权主义大声辩护，说那是属于我们的“亚洲特性”（相对于“西方”）——意即哪些制度“管用”并且获得大部分新加坡人同意；事实上国人面对无所顾忌的专制力量，早就感到无能为力。威权主义使优势成为一种聚集的实质力量，和白人特权那种发散的蔓延力量截然不同。
华人优势和我们的语言矛盾
许多新加坡华人和非华人皆同意，由于人数上的优势，作为多数族群的华人的确有“不劳而获的资产”。亚非言（Alfian Sa’at）试图清楚阐明，华人优势是一种多数人利益。《海峡时报》和《联合早报》记者袁昕和黄伟曼在文章中多有反思，她们同意多数族群的一员在日常中很容易忽略或忽视少数族群的存在和观点。这似乎是大多数新加坡人都会承认的事实。尽管如此，若考虑战后新加坡的语言教育政策剥夺了大部分说方言和/或受华文教育者的权利，那“不劳而获的多数人利益”这一说法就不太站得住脚了。前述两位记者和两位学者都表达了这个看法。新加坡外交官陈庆珠也认为华人优势的概念不适用于新加坡。她举例历史上华人社群经历的两次“劣势”时刻：第一，即使华人是绝大多数人口，独立后的新加坡并没有把华语推为国语；第二，南洋大学的关闭，使得一整个世代受华文教育的学生顿时失去了高等教育出路。日常生活里，许多人在英语霸权中挣扎求存。因此，“不劳而获的资产”这说法并不适用于这群处于劣势且通常是非菁英群体的新加坡华人。
《联合早报》的其他论者也写道，“华人特权”有可能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方便标签。他们对这来自英语世界的不当批评感到愤慨，也将之视为新加坡英语霸权的另一迹象。沈泽玮列举霸权英语和弱势华语的例子，指出新加坡华人涵盖不同类型。有人认同中华文化，有些则不然；也有双语精英、讲英语精英和讲华语的非菁英。她写到，如果所谓的“华人特权”存在，那绝对不适用于后者。她续说，所谓的“特权”之所以存在，皆因其惯性和不自觉，因此有人看到“华人特权”的同时，其他人则看到“英语特权”。沈泽玮觉得格外刺耳的是，一些人的母语被歧视，且被视为社会底层，但这种“负特权感”竟也被划为“特权”。[7] 因此最终出现了这样的矛盾局面：虽然华人群体是多数族群，但英语霸权却将所有非英语化约成“少数”语言——包括广大华人群体使用的语言在内。
语言不平等的问题尤其重要，因为这显示我们和美国语境极不相同的第二点。我们需要深刻反思这些论述的具体特性。语言的问题始于将 “Chinese privilege” 翻译成“华人特权”，照字面意思重译成英文则变成 “Chinese special rights”。鉴于新加坡过去和马来西亚合并后又脱离，这个中文翻译比它的英语原文更容易让人直接和“马来特权”对比起来。种族化“特权”的概念引申出截然不同的系谱和意义，和我们讨论源自“白人特权”那种“无意识享受利益”的特权/优势概念截然不同。更准确的翻译应该传达privilege作为令人向往的状态和特质，但同时也能创造更包容全面的讨论空间，呼应麦金托什所主张的，进一步问题化特权/优势系统和privilege一词预设的正面意涵。在此，我建议以“华人优势”来取代“华人特权”这个翻译。“优势”较能直接和中立地表达advantage的意思。
华文使用者在新加坡地位较低，并不表明优势概念不适用于新加坡。反之，恰恰因为新加坡的各种语言不平等状况，我们更需要考虑优势的全面定义。语言不平等是新加坡经历的不少矛盾的症结点，但这些经历并不仅仅是华语社群的经历。这揭示了另一个矛盾：我们哀叹华语和方言在英语霸权面前处于弱势边缘，但英语霸权同时建立了一个共同平台，让非华裔新加坡人得以表达自己，并有效地让人听见他们的声音。非华裔少数族群以英语述说他们的经验，是一种“弱势”视角，不能只看作是“英语霸权”的另一迹象。与此同时，我们也鲜少提及非华人母语使用者的边缘经验，他们的故事被限制在未被翻译的母语公共社群或文学圈子中。新加坡的华语和英语社群中，鲜少人将马来语视为国语而不只是马来社群的母语。因此我们最终发现，绝大多数国人并不会说国语。
还有一个矛盾：即使面对英语霸权，新加坡双语方针的价值也将华英双语的组合置于其他双语组合的地位之上。比起其他组合，我们投入更多资源和注意力来推广和培养华英双语主义。讲华语运动和特选学校就是很好的例子，当中的资源并非用来推广华语本身，而是华英双语主义。目前，相较于其他母语，华语更具优势。这些只是新加坡人所经历的其中一些因多语造成的矛盾。要全面看待新加坡的语言不平等问题，我们需要更有层次地理解弱势华语的问题，而非将之简化理解为对抗霸权英语的绝对弱势华语。
华语使用者很容易掉入对英语霸权的简化批评，部分原因是出自一种苛刻的语言意识形态——那种不时在公开场合感叹或羞辱新加坡华人的华语水平下降的做法。华语理应是所有新加坡华人的母语，虽然有些学者将母语视为孩子在家里有机学习的“生活语言”，但新加坡对母语的定义却特别官僚化。新加坡的母语是经过人为规定、简化、再造和强化而形成的。来自华南地区的方言不仅是许多新加坡华人的“生活语言”，历史上他们还以混杂和罗马化的形式构成华人和非华人之间交流的中介。例如华化马来语（Sino-Malay）和峇峇马来语（Baba Malay）就主要受福建话影响。然而，“一种母语”概念的核心，就没有为本区域内的多语主义和跨语主义留下余地。受制于“他方”对正宗华人性的标准，新加坡对华语母语的理解将永远把新加坡华人视为“有缺陷的”，因为我们在定义上属于“不正宗华人”。若要有效地以去殖民眼光来批判英语霸权，我们不应该依循华语母语的官僚定义为教条标准，来指责新加坡华人的华人性不足。我们应该承认新加坡和本区域过去如此混杂和跨族群的语言和文化。
华人优势的概念必须考量我们的语言环境和教育系统经历彻底再造之后的不平衡结果。这个转变可追溯到1970年代末，当我们的教育系统彻底改革为侧重英语的双语主义，一些人的一生就此改变，也为整个社群带来不平等的影响。尽管如此，对优势概念和英语霸权的批评若只采取支配语言逻辑，而仅为讲华语人口谋益，那注定是个片面的批评，没有考虑新加坡多语造成的矛盾。新加坡的语言矛盾并不指向华人优势不存在，而是指向不同的“优势分类”。就如麦金托什写道：特权/优势也可以是不利的“负资产”。当我们的知识分子和领袖们片面描述华语使用者的弱势，以否定而不是连结非华语少数族群的边缘经验；当他们驳斥而不是承认其他语言矛盾经验，华人优势就不是一个“不劳而获的资产”，而意味着别的东西。如麦金托什主张的，华人优势并非人心向往之，而是通往无知、傲慢和压迫的许可证，要求获得不受遏制的支配权。麦金托什明智地指出，这类特别不可取的特权/优势不仅损害我们的共同利益，那些“承受”这些特权/优势的人更从而产生了扭曲的世界观和心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目光短浅又满腹委屈，无法或拒绝看见别人遭受的不公不义。
华人性的超可见和华人优势的不可见；或如何有效进行历史的去殖民
我的最后一点是关于华人优势和白人特权的第三个重要区别。麦金托什写到，美国白人特权的隐性源自白人被视为“非有色人种”的经验，这导致白人容易相信他们不如“有色人种”那般种族化。然而，华人性或新加坡的任何身份属性始终带着“肤色”，因为新加坡人一直以一种带有种族标志的身份生活着。作为多数族群，有关华人性的话语和叙事在英语或华语中是“超可见”和“超听见”的。因为华人性受CMIO族群模式驱动，这就涉及了举国上下各个不同领域不断教育、改革、规范和监管我们的华人性元素。这从人们对华语水平的焦虑可见一斑。
华人性在新加坡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新加坡华人经常感觉到我们一直处在“流失”语言和文化的风险之中，迫使我们更自觉地要排除万难去“适应”、“保存”或“捍卫华语和华人文化”。因此，新加坡的华人性是自觉地一直在“进行中”。无意识地享受或“承受”华人特权/优势在新加坡可说没有发生。白人特权是个“无重的行囊”，也因此是隐形的，但华人优势的隐性在于华人性的包袱，它让新加坡华人无法承认他们在非华裔少数群体中享有多数人优势。华人优势的隐性发生在新加坡自1970年代末以后，以CMIO模式剧烈地重构语言和教育政策。这个转变造成的不均衡影响如今浮现在我们所经历的多语矛盾中。当这些矛盾经验以华人多数视角来传播时，有关新加坡和本区域华人性的霸权语言逻辑、叙事和话语，就助长了优势的偏见和隐性。
作为“超可见的肤色身份”，新加坡和本区域的华人叙事和华语并不单纯。这可追溯到殖民时期以英文和中文书写的那些经年累月且复杂的叙事和论述，经过转化和衍变后重新以正面和负面的方式持续将华人种族化。举例来说，吃苦卖力的华人移民叙事就是新加坡普遍拥护的正面刻板印象。一些受白人定居殖民主义启发的理论家则把种族和殖民主义直接连接，将华人优势描述为“华人定居殖民”的功能或效果。
这些人尝试理论化定居殖民主义的“华人”版本，其依据是自19世纪以来欧洲在本区域扩张后，英语著作中盛行的“华人定居殖民主义”讽刺作品和系统性的知识生产。例如在英国殖民档案中，“华人航运”一直被描述为“殖民航运”，而本区域的华人移民和定居者则被称为“殖民者”。有关华人移民和定居的欧洲中心主义论述，就以熟悉的白人定居拓殖模式来理解这区域出现的华人。不过，若我们采用不同的分析框架，聚焦在本区域马来世界的迁移模式和定居，就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
历史学者苏尼尔·阿姆瑞斯（Sunil Amrith）研究亚洲内部移民和孟加拉湾历史，就以区域视角讲述华人移民史。他写道，亚洲内部移民和跨大洋洲移民的关键区别在于“定居人数而不是返国人数”。[8] 1930年，约8500万英国人住在不列颠群岛以外的地方，而定居在海外的印度人和中国人则分别有约600万到700万人。[9]
此外，相对于白人定居殖民者永久定居的特性，亚洲内部迁移模式的常态是半永久性和“循环迁移”——也称为“侨居”。[10]华人移民学者解释“侨”正是指这种循环迁移和暂居模式，不过阿姆瑞斯提醒我们“侨居”并非华人移民独有的模式，而是区域内印度和亚洲内部移民的显著特征。
关于本区域在西方殖民之前的华人移民迁移模式和类型，历史研究显示当地土著政体传统上接纳和吸收这些华人移民个人和群体。侨居华裔融入当地的现象不只发生在商人群体，也包括后来18世纪才出现在马来世界的华人劳工移民。他们的主要兴趣是商业种植和采矿。人们很容易将这些说中国话的非土著劳工群体，以白人定居殖民者的模板将之理解成占据发展本区域土地的“定居殖民者”。这也正是英语作品对他们的描写。这些欧洲中心主义视角的知识生产，将说不同中国话的移民群体的迁移和定居现象，固化为统一又同质的“华人”集体的单一移民定居现象。然而，说中国话的移民群体并不以同质独立的单位行动；反之，他们融入马来世界港口政体现有的社会政治经济利益和结构里。
土著统治者在他们管辖和控制的土地上，直接雇佣和进口华工来种植或开采。这种土著政权、华人和非华人移民群体相互依存的多元族群关系，是早期现代马来世界的显著特征。和其他非华人移民群体一样，华人移民在马来世界是以“外国人”的身份完全受到接纳。不过“外国性”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本土性”之间的界限是流动和有间隙的。这背景下的身份建构和多层次的跨族群互动，形成了马来世界多元的土生社群，包括土生华人。
殖民时期普遍存在对华人的正面和负面种族化刻板印象。两者都是欧洲中心主义利益和知识生产结构下的意识形态产物，两者也都是欧洲在马来世界建立殖民扩张和意识形态统治的必要行径。招募华人移民等非土著群体作为“中间人”和“买办”是欧洲殖民扩张的关键策略，并将他们并入种族等级制度，把 “华人”这个中介类别置于“土著”之上，这是众所周知的事。19世纪以来，对于华人的负面种族化刻板印象则越趋尖锐。华人集体被谴责为“土著的剥削者”，并且普遍上被描绘成具有威胁性和令人讨厌的存在。
一些最为激烈的反华情绪来自白人。因应“土著”受殖民剥削而产生的过度“白人愧疚”叙事，实是以反华叙事来传播，强调“土著”受害于“外来”中国人，而且惧怕“中国帝国主义在此区域横行”。[11] 这些反驳正面华人性的论述借鉴同样恼人的负面种族化历史，并不能为新加坡继承的殖民结构进行去殖民工作，反而让我们更陷入对种族主义的相互指责，继续向欧洲中心主义致意。就此而言，华人性的殖民主义系谱让那些照搬白人定居殖民论来解释新加坡华人优势历史的尝试，变得更加复杂。
针对华人定居殖民主义的讨论，中文圈子质疑和否认欧洲中心主义诠释的论述也未见新颖。二十世纪之交，不同派系的中国知识分子曾激烈辩论有关华人“种族”和民族的问题。重要的反传统学者梁启超也为白人定居殖民主义的概念所吸引，利用“比较民族主义”和“比较帝国主义”的框架来重构所谓“南洋华人”，以白人定居殖民主义为参照点。不过，梁启超强调南洋华人和白人定居殖民者的不同在于前者是“失败的”定居殖民者，无法和更加“现代的”白人殖民者相提并论。梁启超的思想后来通过本区域的华校课本被广泛传播开来，其中更把“失败”转化为“力量”，形容南洋华人定居殖民主义本质上是“和平”的力量，和欧洲殖民的暴力不同。作为“伪白人定居殖民者”，华校课本以正面的刻板印象来描绘南洋华人：南洋华人主要为谋生，他们的劳动力帮助本区域土地开发和经济发展。这个形象也是“懒惰土著迷思”的另一面，且服务于殖民经济逻辑。
由于梁启超对南洋华人历史的民族主义诠释，二十世纪上半叶形容南洋华人“殖民”、“移民”和“拓殖”的词汇可以交互使用。二战以后，随着当地和全世界的反殖民民族主义运动，这些暗示着定居殖民主义或其他形容华人“殖民”的词汇，都被视为沙文主义和政治不正确，就此不再出现在日常生活和学术上。
欧洲中心主义和中国中心主义对华人移民的交互诠释，经已使华人优势的讨论偏离了新加坡脉络。我们必须理清英文和中文论述中的定居殖民主义系谱内容和历史，而非不加批判地将之复制于对新加坡华人性和种族优势类别的讨论。我们目前就华人优势的讨论——也包括否定华人优势存在的论述——其语言、比喻和说理就援引了这种周而复始的论证逻辑，从而使我们以二元对立的方式来思考“西方”和“华人性”。为免人们将这些华文书写当成是定居殖民主义的正宗“中文”版本之所在，研究梁启超和南洋华人问题的历史学者已揭示，他们的思想启发也来自中文以外的多元多语知识生产途径，从而促成了这类中国大陆回应全球西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叙事。
马来世界内欧洲帝国的形成引发了跨语言的华人性系谱，进而挑战了方便的种族刻板印象和二元的东-西方思维。我在《弃绝莱佛士：迈向默迪卡历史》（Raffles Renounced: Towards a Merdeka History）一书的文章中指出，“华人移民”总是以选择性和性别化的叙事追溯中国大陆为起点，凸显父权父系的血缘叙事，使母权母系叙事和区域特有的元素都成了国家历史中无足轻重的篇章。同样的，关于新加坡国家历史和身份的片面华人中心诠释——以某种似是对抗“西方”的形式呈现——又遮蔽了什么呢？这过程是如何形成的？这些问题值得更深层的反思。[12] 新加坡的国家历史总是动用一种强健的历史叙事，即华人在本区域的开拓-殖民-定居-移民，且不合时宜地追溯一个远方的“祖国”，进而遮蔽了所有由新加坡人共同组成的分裂支离的种族和身份认同。马来世界内欧洲帝国的形成和民族国家建立，造成土著政体、边界和空间的激烈重组。对新加坡历史的片面华人中心诠释，必会排除马来世界原来有机密集的跨族群互动网络，以及其交叠连结的历史。我认为，让这样的马来世界和多元的华人历史浮现出来，才能让我们迈出必要一步，更接地气地批评种族主义和优势，在此地实践反种族主义的行动。
作者简介：
蔡秀敏研究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历史，特别关注东南亚的帝国形成和殖民主义、民族主义、语言和华人性的文化政治。她的成长环境充满各种混搭的华语和英语，她也在受训成为东南亚研究学者的过程中学习了印尼语。
译者简介：
苏颖欣，曾经“留学”新加坡的马来西亚人，目前是澳洲国立大学文化、历史暨语言学院博士后研究员，关注亚洲社会历史、思想和文学。也是亚非言（Alfian Sa’at）《马来素描》的中文译者。
[1] 译者注：作者在本文建议将Chinese Privilege一词译为“华人优势”，而非如今通用的“华人特权”，但作者同意White Privilege可译为“白人特权”，并在文中论述华人优势和白人特权的不同。译文将作者指涉白人的privilege译为特权，指涉新加坡华人的privilege译为优势，而两词通用的部分则以“特权/优势”呈现。至于引述其他新加坡作者的部分则维持原作写法，即Chinese Privilege或“华人特权”。
[2] Daniel P. S. Goh & Terence Chong (2020): ‘Chinese privilege’ as shortcut in Singapore: a rejoinder in Asian Ethnicity. 此文是回应这篇文章：Humairah Zainal & Walid Jumblatt Abdullah (2019): Chinese privilege in politics: a case study of Singapore’s ruling elites, Asian Ethnicity.
[3] 例如《海峡时报》2021年1月21日的文章“Racism still exists in Singapore but identity politics must not take root, says Lawrence Wong”。
[4] Peggy McIntosh, “White privilege and male privilege: a personal account of coming to see correspondences through work in women’s studies” Working Paper 189, Wellesley Centers for Women, Wellesley, MA.
[5] 同上，第2页。
[6] 同上，第9页。
[7] 沈泽玮，“华人特权”与弱势华语，《联合早报》，2021年1月31日。
[8] Sunil Amrith, Crossing the Bay of Bengal: the furies of nature and the fortunes of migrants (Cam.,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页104。
[9] 同上。
[10] Sunil S. Amrith, Migration and Diaspora in Modern 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页2-4。
[11] 廖霭欣（Oiyan Liu）指出1920年代在英国和荷兰殖民地出现尖刻的恐华修辞，表达对华人移民大量涌现的焦虑，并将华人形容为“帝国主义”势力。Liu Oiyan, “Countering ‘Chinese Imperialism’: Sinophobia and border protection in the Dutch East Indies” in Indonesia, Number 97, April 2014, 页 87-110。
[12] Sai Siew Min, “Why Raffles is Still Standing: colonialism, migration and Singapore’s scripting of the present” in Raffles Renounced: Towards a Merdeka History (Singapore: Ethos,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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