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嘉颖
新加坡近日又再次发生多起针对少数族裔的歧视事件。社会、媒体、甚至政治人物都纷纷对这些事件作出回应。其中颇有争议性的一则,是六月九日《联合早报》刊登的一篇以“扩展公共空间促近种族和谐”为标题社论。文章把歧视事件背后的起因,放在新冠状病毒疫情下所造成的“排外”心理和“挫折感”、社交媒体因为惯用“激将法”造成族群间的“矛盾,甚至仇恨”、民众“将美国实际上鼓吹仇视白人的新种族主义的『批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鹦鹉学舌照搬到本地”。对于新加坡少数族裔的日常经验,和面对的歧视乎只是带过。
《联合早报》的社论,引起一批新加坡年轻学者推动了一封公开信,作为反应(在此声明:笔者为其中的联署人,但并非公开信的撰稿人之一)。这封公开信指,社论不但误解批判性种族理论,利用的言语甚至与美国极右翼相似,更忽视在新加坡所存在的结构性不公和少数族裔议题,因为种族身份而面临的种种挑战。《联合早报》 六月十五日对公开信的回应,似乎只部分回答了公开信提出的疑问。华文媒体在新加坡的建国过程中,向来扮演关键性的角色。我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公开交流,一起更深入理解和面对在新加坡所存在的种族歧视和偏见。背后的用意不是要讨道歉或是促使任何所谓的“集体愧疚感”,而是希望社会可以有更多的反思,更积极地对话,加深对互相的理解,在族群关系上可以继续前进。对国家社会如此意义重大和影响深远的议题,特别值得多面反思,让理解更为全面。
“批判性种族理论”?
简短而言,批判性种族理论是一个从美国学界发起的思潮,主要以非洲裔美国人的生活经验出发,探讨在法律、社会、政治结构隐藏的种族歧视和不平等待遇,是如何被延续和巩固,维持甚是加深对少数族裔的不利,尤其是必须克服奴役制和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历史包袱的非洲裔美国人。以上的结构的存在,使美国白人比起其他族裔,会享有一定的优势(privilege),在华文有时会被译为“特权”。批判性种族理论的分析,受了许多不同思潮的影响,包括法律现实主义(legal realism)、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马克思主义(Marxism)等等,但主要是关注结构,而并非个人,更不是推广对白人的仇恨。批判性种族理论背后主要的思想动力,包括琉球裔美国法律学者,Mari Matsuda。
批判性种族理论并非没有局限,出发点和重心毕竟是在美国社会、政治和法律。这是有一定的特殊性,无法完全应用在不同的语境。尽管如此,剖析权力和优势背后的结构,以及对社会不公敏锐的观察,仍然可以应用在不同的议题上。美国之前引发“停止反亚太裔仇恨”(Stop AAPI Hate) 运动的一系列针对东亚裔的暴力事件背后,也是因为有人认为污蔑和攻击少数,在现有的权力架构下,不会承受多大代价。这使许多美国亚太裔感到人身安危受到威胁。本地最近发生的种族歧视事件,因为牵涉暴力行为,一样令许多少数族裔因此深感不安。华裔新加坡美国学者,Geraldine Heng,也因为把批判性种族理论应用在分析中古时期欧洲的族群关系,而受学界瞩目。
由于长期对现有权力结构的分析和批评,批判性种族理论近年来成为了美国右翼,包括一些白人至上主义者,攻击的焦点。这些团体和个人,或许因为害怕自己享有的优势会被削弱,希望维持现况,而经常会把批判性种族理论描述成“仇视白人”、分化社会、或企图把美国变成无神论的社会主义国家,甚至改变性别意识等谬论。背后的动机,似乎是为了经由制造恐惧,动员较为保守的美国白人,加深族群中的相互矛盾和紧张关系,获取选票。美国前总统川普,就是试图这样利用对批判性种族理论的映像,进行选战最清楚的例子。
优势、劣势、认识
新加坡没有美国的奴役制和吉姆·克劳法历史,也没有一些其他地方面对族群间的深仇大恨。虽然如此,种族歧视、不公和针对少数的偏见,却无依然在我们的身旁。准房东因为肤色,不愿出租屋子;因为种族或宗教,准雇主不愿聘用;长辈敬告小孩,会被少数族裔的人绑架、拐走;在学校或工作场所,因为样貌而被耻笑;因为与异族交往,而在大众面前被指指点点。这些都是新加坡少数族裔日常面对地随意种族歧视(casual racism)和偏见。这也是新加坡在殖民统治下,不少华人平常需要接受的不公平对待。或许会有人劝说,“不要过度敏感”,“忍一下就好”。但是这些事件不去处理,让他们累积,只会加深对彼此的生疏感和误会,在面对冲击和压力时,变成社会断层。
用“每个社会都有歧视”,许多新加坡人认为议题敏感而避开不谈,带过这样的事实,或误以为之前的种族策略完美无暇,没有检讨和进步的空间,除了亏待新加坡社会,有损我国长期发展,也展示了一定的优势。有条件这样说的人,或多或少能够避开或选择不去面对这些“敏感”所造成的效应,较不会因为自己的种族碰到工作、住宿或被排挤的问题。除了族群以外,被歧视的经验也跟财富、社会地位等因素有关。因为优势并非二分元,一个人多一点,另一个就少一点,而是交叉 (intersectional)在每个人的相对处境。某个人可能有多数族群的优势,不过可能因为性别或社会、经济地位而面对一些劣势;另外一个人,可能因为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性别,弥补处在少数族群的劣势。
谈到新加坡华族多数所拥有的优势,并不是说新加坡华族没有面对困难,没有创伤和疤痕,而是更近一步去理解其他族裔,因为没有相似的人数,而经常被忽略的经验,从中加深对彼此的认识。本地马来裔英、巫双语作家,亚非言(Alfian Sa’at),观察到新加坡华人对于华校和南洋大学被关闭,以及早期被搬迁的失落感,与马来语学校被停办、被促使搬离原住处,对于马来族群经历的创伤,拥有相似的集体记忆。亚非言的观察不但来自己的背景,也出自他与马来和华裔族群的长期对话。这样的互相认识,不单是让不同族群更深入了解彼此的历史记忆与创伤,而可以加强互信和对彼此的敏感度,一起探索可以共同前进的途径。
对话和磨合
《联合早报》在六月十三日刊登了一篇叶鹏飞的文章。叶在文中强调在族群议题上,对话的可贵。这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出发点。毕竟,严刑峻法只能使人避免一些较为极端或夸张行为,而未必能够鼓励对族群关系上更进一步的反思。面对处罚的案例,人们也可能只学会把歧视架在他者身上,归类于个人或少数疏失。对少数族群的歧视事件可能因为这样,即便法律再严厉,惩罚再多,种族歧视依然存在,并可能一而再地发生。对话未必每次顺利,开始也必定很笨拙,但仍然提供学习和思考的必要基础。关键是如何建立互信和增加交流,寻找对话和解释族群经验差异的共同术语,而不是急着追求特定的目标。公民对话是需要长久持续的行径。
族群共处向来带来的挑战,不是一件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更不能轻视。需要的是出同理心、宽容和中肯前提下,让民众进行公开对话,才更能充分体会彼此的痛处和理想,而找到初步共识。就因如此,强调一片和谐无事,或一直坚持闭门作业,往往容易使人忘记在建立族群关系上,需要下的努力。多数族裔因为在人数上的差异,往往更容易忽视少数的劣势和经验,面对地问题较小,所以有一定的责任跨出第一步。笔者以为,积极的对话与磨合,或许比穿异族服装、品尝异族食物,更符合推动新加坡现阶段的族群关系,更有利于迈向新加坡公民誓约里,以“不分种族、言语、宗教”为基础,“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
AcademiaSG编辑庄嘉颖为新加坡高等学府任教地政治学博士。以上全为个人意见。
AcademiaSG editor Chong Ja Ian considers racism in Singapore today, and suggests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first understand the deeper, structural conditions that reinforce such behaviour through open efforts at deepening mutual understanding. Appreciating why pain points persist for minorities as well as the majority ethnic Chinese can help provide direction in how they can be overcome together. Ethnic Chinese, however, need to be mindful of the advantages that come with being in the majority and how they can sometimes inadvertently, but easily, overwhelm and sideline minority concerns. Glossing over differences, celebrating ethnic costumes, and sharing ethnic cuisines may no longer be good enough.
All opinions are personal.